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是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指针之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工程之一。纵观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碰撞始终是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文章站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历史方位下，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阐释教育对外开放对促进教育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以此探讨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新内涵和新路径。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落实“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础工程和有力支撑。不久前，全国教育大会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开启了我国加快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实践证明，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诀要，而对外开放则是带动和推动改革不断向前的源源动力。在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教育对外开放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下，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教育势必承载着新的历史任务和责任，教育对外开放也应呈现出新的发展面貌。 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纵观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对外开放”始终是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直接动力之一。晚清之际，国门洞开，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在工业革命的炮火下不堪一击，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被动中直面新兴文明的挑战。为应对兵临城下的紧迫形势，晚清洋务派以“练兵以制器为先”，故需“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指导思想，积极创办军工企业，同期创办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近四十所新式学堂，为晚清政府培养了一大批外语类和技术类人才。尽管洋务派新式学堂仍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地位为根本目标，所谓“改良”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应对，但在客观上确也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私塾和书院教育的理念性突破。甲午战争失败后，受到西方思想启蒙的民族资产阶级否定了洋务运动“背本就末”的做法，开始从制度上反思封建制度的弊端，并试图以教育变革为主线推动政治变革。维新派代表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建议效仿日本学制，筹备初、中、高各级学堂，严格划分教学年限和程度，建立衔接完整的学校系统，同时建立农务、茶务、医学等职业性质学堂；严复在《救亡绝论》中宣介西方各国和日本“开民智、富强国”的教育本质，抨击八股科举取士制度对人才发展的禁锢，成为打破封建教育制度核心杠杆的重要思想启蒙。此外，维新派还树立了新的教育宗旨，在各地广开中西学并重、师生同堂共论的新式学堂，培养目标从传统的儒家“土秀才”逐渐变为通晓中西文化的“洋博士”。可以说，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维新派以救国强国为根本目标，以解放人、培养人为着力点的教育主张及其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中国上千年封建教育传统的制度性突破。 中华民国建立后，开始以独立的民族国家身份融入国际关系体系，并开始主动选择外来经验与世界互动。新文化运动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旗号，创办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进步报刊，大力译介国际教育名著，邀请杜威、罗素、泰戈尔等名人名家来华讲学，积极引入并广泛宣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案，为当时诸多有识之士探索“教育救国”之路提供了启发。较之晚清政府主导的国防留学或政改留学，民国阶段的留学教育逐渐形成了形式多元化、以学术为主导、以实科为主要领域的发展特点。多数留学生回国后选择到高校任教，并对高校的专业设置、学科调整、课程开发、教学方法和研究范式等各方面进行改革，切实推进了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此外，民国政府还主动选择外来教育资源开展合作办学，通过将国际标准本土化，进一步推进了国内教育立法和学制现代化的改革。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文教领域积极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有组织地翻译苏联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译载苏联教育专家文章，聘请苏联专家，互派留学生，成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人才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肇始，打开国门的中国看到的是已经走向现代化的世界教育。在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世界”的方针指引下，中国教育再次如饥似渴地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改革经验，教育事业逐步业复，各级各类教育普及水平逐步提高，教育质量明显提升。十八大以来，教育对外开放从学习跟跑发展到迈步并跑，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为引领，通过进一步提高双向留学质量，提升涉外办学水平、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联合科研、促进国别与区域教育交流合作等渠道，基本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内涵发展、立法保障、理念转变与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教育正在大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实践证明，教育对外开放在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推动和带动作用，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同时，我们也看到，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对外开放都受到政治、经济以及国际格局的影响。因此，探讨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内涵与路径，也需要从国内国外两个视域分析其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现实必要性 加快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教育对外开放的助推，这应该成为新时代开展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基本认识。鉴于当前我国发展阶段的新特点、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面貌以及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国际新变局中的新历史方位，推进教育现代化工作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新难题和新任务。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中不断蔓延和深化的全球性挑战亟需更加科学的全球教育治理新格局。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既是界定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内涵的逻辑出发点，也应成为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着力点。 着眼国内，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关系变化。这一变化同样存在于当前中国教育发展阶段，并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民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期盼与现有教育发展水平的矛盾。过去七十年，中国教育发展的任务重点在于全民普及，增大规模。进入新时代，为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公平更优质教育的需求，教育发展逐渐向提质增效聚焦，发展重心从总量增长转向优化布局，发展目标从片面追求升学转向学生全面发展，从机会公平转向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这一轮质量性、结构性的教育改革势必对教育对外开放工作提出新的要求。第二，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新型经济模式也与传统教育生态系统形成矛盾。当前，世界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创新成为驱动中国国家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创新驱动的实质是创新人才驱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创新人才的培养不是高等教育一条战线的任务，而是整个教育链条的共同责任。为此，创新整个传统教育体系、创新社会教育生态系统，为培养大量创新人才提供沃土和环境，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任务，也应成为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另一个发力点。 放眼全球，正在兴起的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正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对各国的教育改革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产业的发展和应用将大规模地改变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这对人才培养方向提出了变革要求；另一方面，当今的学校制度和教育制度以工业化时代的需求与技术为结构基础，且随着需求和技术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当前的教育与学校底层架构也正在迎来一轮结构性革命。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的主办者将从单一的学校向社区、家庭乃至虚拟世界等多元主体转变；教与学之间的关系也将从原来单一的师生关系逐步升维至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自己的互动关系，等价的学习本质也将通过更加多样的学习方式实现。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各国的教育决策者和研究者共同探讨、设计并建构符合时代发展的教育理念、教育结构和教育模式。新时代的教育对外开放需要为这些前沿思考的交流与碰撞铺路架桥。 不仅如此，纵观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新兴国家的崛起正在为全球治理的格局调整带来契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教育作为肩负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势必位列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议程之上。在政策层面，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次年，教育部制定《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为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布好局、定好向；在实践领域，中国近年来广泛参与国际组织重要教育发展日程设定，积极举办或参与国际教育会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遣工作人员，并先后成功担任该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副总干事、大会主席等多个高级别职位，不断推进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显见度和影响力。未来，中国教育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教育舞台的中心，成为世界上人们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地之一，在世界教育发展的规则上掌握更大话语权和话语力，为世界教育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无不需要教育对外开放以更为主动的方式走出一条创新的道路。 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内涵与路径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事业正处于三个发展周期的叠加期，即国内教育发展由规模向质量的升级期，第四轮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期以及中国教育在世界教育舞台上的引领期。这三个叠加周期所带来的新挑战将倒逼教育改革就为什么改，改什么以及怎么改等一系列问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对传统教育思想进行反思，对现实教育弊端进行批判，对未来教育制度和生态进行探索，以实现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面向未来的教育现代化。在这一客观现实要求的驱使下，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作为助力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器，也应面向更多元的目标群体，承载更丰富的交流内涵，探索更创新的实施路径。 （一）延伸教育对外开放的服务战线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以高等教育为主要服务战线，以本科及以上留学生的双向流动、境内外合作举办教育机构和项目、教师互访、联合科研攻关等合作形式为教育国际交流的主要路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未来所需人才的能力要求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以培养人才为根本目标的中国教育要实现现代化，则必须对传统教育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改革，扎根中国、革除积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此，新时代的教育对外开放应以高等教育为支点向前后延伸，向平行拓展，全面服务教育各条战线的改革需要。为做好服务工作，教育外事政策部门应紧密对接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研究生教育、智库发展等各条教育战线，了解教育各环节改革需索，建立需求清单，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有针对性地选择在相关领域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在决策层建立沟通机制，在实践层搭建互动平台，以此借鉴先进理念、可靠经验和可行做法，为完善和推进各战线现代化发展提供案例参考。 （二）扩展教育对外开放的服务要素 根据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传统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教育者、学习者和教育影响——即教育者作用于学习者的所有信息，在内容上包括教科书等教育内容，在形式上包括教育手段、教育方法和教育形式等。当前，作为教育现代化重要特征之一的教育信息化正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迅猛发展，极大丰富了传统教育要素的内涵。伴随着教育主体多元化的发展、学习者学习需求的个性化趋势，以及学校结构乃至教育时空的变化，教育对外开放的服务要素需要从传统的教师、学生中解放出来，并向新兴的教学要素扩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教育数据正在成为构成现代教育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变革教育生态系统的战略资产和科学力量。在我国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合理适度地实施教育数据的对外开放，是对接全球教育前沿理念、对标国际教育现代化最新基准、定位自身在世界教育舞台上所处坐标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也是构建我国智慧教育新生态的基础条件。 （三）丰富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质量内涵 2016年《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颁布，标志着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开始从规模向质量，从速度向实效，从广度向深度迈进，进入以提质增效为主要特征的“做好”新阶段。“提质增效”本质上是对教育对外开放供给侧的要求，“做好”则是教育对外开放需求侧的目标。以这一目标为出发点，对供给侧“提质增效”的内涵诠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点：一是对引进教育资源质量的量化考量。引进教育优质资源是带动提升中国整体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经过一段时期的规模积累后，把关国际教育资源的准入门槛应成为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之一，具体包括制定并实施一整套针对国际留学生、来华合作办学机构等教育主体和实体的选拔机制、管理机制和退出机制。二是对国内亟缺的教育资源给予适度倾斜，加大补齐短板的力度与速度。教育短板问题既包括城乡、群体、地区间的结构性差异，也包括各级各类教育环节中的供需矛盾，归根结底是资源总量的不充分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下一阶段，教育对外开放要在加大引入优质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有重点地选择并引导国内亟需的教育资源流向短板地区和领域，以木桶原理视角助力教育现代化的整体推进。三是紧密对接世界前沿智识（intelligence and knowledge）资源。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培养能够推动时代发展，走在时代前沿的创新人才。教育要面向未来离不开面向前沿智识资源开放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下一阶段，教育对外开放应着力在前沿学科建设、人才联合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领域为研究生、科研人员、智库发展搭建互动平台和流动机制，加大投入力度，政策倾斜和人文关怀，在服务我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同时，筑造教育现代化中的引领高地。 （四）推动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中的创新与建构 全球教育治理的本质是通过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对相互冲突或竞争的利益各方进行调节的过程。治理与管制的根本区别在于，治理所需要的权威并不为政府垄断，作为全球治理的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其拥有的授权权威、道义权威和专家权威是任何一个国家行为体都无法企及的。其中，专家权威以其专业性和技术性成为国际组织建构创新理念、形成创新话语、实施创新行动的核心资源。在我国，绝大多数专家都存在于高校和科研学术机构中，是我国教育资源中宝贵的智力资产。中国要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带动和引领的作用，就必须积极输出中国的专家资源，为他们搭建参与国际组织的平台，为他们挖掘在国际舞台出版或刊发创新理论的渠道，为建构新的全球治理价值，践行新的全球议程目标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实现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引领作用，让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成为增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力量。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杂志2018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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