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光才 | 信息技术革命与教育教学变革：反思与展望（一）

阎光才 | 信息技术革命与教育教学变革：反思与展望（一）

2020年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引起人们对教育信息技术的空前关注。从历史的角度看，技术进展与学校教育教学之间的确存在互动关系，技术在推动教育教学形式和方法变革的同时，又不断地基于教育的社会需求寻获发展空间，但技术从未在根本上动摇教育教学中师生对话的关系构型。当代信息技术所具有的某些特性，赋予人们解构乃至颠覆所有传统模式的期待，然而它的效果并不如预期。至少在当前和可见的未来，信息技术革命未必能够带来一场教育学的革命。因为导致现代教育各种悖论和困境的主因是由外在社会结构决定的教育体制化逻辑，技术并不必然表现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它可能促成教育既有功能的放大与内卷化，也可能带来教育固有价值属性的衰减和异化。因此，对于技术应用于教育需要持有开放而又谨慎的乐观。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校教育；在线教学；效果

2020年一场疫情，让长久以来一直沉醉于前景自我勾画中的在线技术与教学，猝不及防地迎来了一场大考。如今各种关于其教学效果的调查结论纷纷出笼，对于其成败和是非，人们自然是褒贬不一。其实，褒也好贬也罢，无论是哪方的评价也都未必客观，因为毕竟为情势所迫，而特定情境中人们的感受难以反映技术在常态教育与教学环境中的真实意义与价值。故而，本文在此无意涉足这个正在趋热的议题的背景关联，而是尝试以一种相对超越和反思的立场来审视如下更值得去细究的几个问题：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教学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教育技术的效果与前景如何？

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教学之间的历史因缘

信息技术革命与教育教学 变革：反思与展望

如果回溯到人类的原初如旧石器时代，可以发现，教育与人类早期赖以生存的技术、技能原本就浑然一体，难解难分。在日常生活与劳作中长幼之间的互动，既是一种素朴技术和技能的探索和创造过程，也是一种有意无意的人类教育实践活动。因此，撇开早期祭拜图腾、神祇等象征性仪式的教化不谈，仅就技术的缘起而言，它与教育可谓是二而一、一而二的。至于两者在人类历史中何时逐渐分开并步入两种不同的演进轨迹与路线，这固然是一个如山中迷雾般不可考的议题，但可以大致肯定，社会分工是导致两者此后分进且又不断交叉和相互影响的核心机制。尤其在技术被纳入人类的经济与交易活动领域、教育逐渐走上组织化与制度化轨道之后，两者之间一度出现技术的物质性诉求与教育的精神性诉求长期分立乃至对峙的格局。技术也逐渐转化为一种外部的异在力量，以间接方式逐渐渗透到学校教育日常活动之中甚至颠覆和重塑教育的形式与形态。

不过，虽然千百年来中西方学校教育的活动内容与组织形式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状态，但师生之间以及学生相互之间面对面的思想、观念、理论、知识等的交流与对话，则始终为其活动形式的稳定态。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稳定态，作为教育的特定物理空间—学校与课堂，即便在历史上曾受到左翼和右翼思潮的冲击，如左翼批判人物伊利奇（Ivan Illich）20世纪70年代废除学校的激进主张、90年代美国右翼推崇的家庭学校（home schooling）运动，依旧没有发生根本动摇。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计算机、互联网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传统学校与课堂却实实在在地面临着一次冲击。目前而言，主流的观点更倾向于认为，信息技术正在并将越来越多地被整合到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之中，而绝非能够替代传统教育教学。但诸如MOOCs等大规模在线课程项目的开发、网络教育产业的兴起以及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似乎又让人看到一种颠覆的可能性并为此而欣喜不已。

事实上，如果回溯历史便会发现，这种情形的发生也并不是首例。古纳拉特纳（Shelton A. Gunaratne）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先后经历了三次传播革命，分别是书写，印刷，以及当代以电视、计算机与数字化为代表的信息技术（Gunaratne，2001）。书写的发明让人类的日常生活教育实践走出了口授心传的传统，实现了人类生存经验与文化象征系统以文字为方式的代际传递，它不仅参与文明的缔造并为其赓续和传播奠定了基础，而且因为文字符号所带有的抽象性，让教育摆脱了与日常生活难分你我的浑朴稚拙状态，开创了正式教育的雏形。在印刷革命之前，文字与书写作为一种由精英掌控的小众技能，不仅是对金字塔式社会分层结构的镜像，而且也塑造了教育过程中话语主导与被主导、指令控制与被控制的格局，讲授与听写、诵咏与识记、惩戒与服从是日常教育活动的基本形态与面相。不过，客观而言，是书写的掌控者而不是书写本身主导了教育内部结构与日常权威的形塑。正如西欧中世纪大学通用的教学语言—拉丁语，它之所以能够拥有长期宰制的优势，原因并不在语言及其书写本身，而在于其背后教廷对教义诠释权力的独揽。这种专断也衍生出教育过程中教与学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构型，程序的刚性，内容传输的单方向，教学方法与形式的相对单一。

印刷术的流传为第二次传播革命。造纸与印刷术的发明源于我国，但它所带来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卡特尔（Thomas F. Carter）认为，欧洲的古登堡印刷革命之后，造纸与印刷术不仅为宗教改革开辟了道路，也为大众教育提供了可能（Carter，1955，p. 9）。有人甚至认为，正是印刷术促成了欧洲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三大变革，即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Dewar & Ang，2007，p. 365）。其实，单纯就技术层面而言，印刷术的重要贡献仅在于大大降低了传统书本的成本。如迪特马尔（Jeremiah E.Dittmar）所指出的，自1450年左右印刷工业于德国的美因茨创立之后，“不到50年就流散于整个欧洲，到16世纪末，书籍的成本迅速下跌了 2/3，从而变革了思想的传播方式与智力工作的境况”（Dittmar，2011）。人们往往会把书籍成本的下降归因于技术，然而，更深层的原因还真未必是技术本身，而是它生发的特定社会背景。迪特马尔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后认为，早期推动印刷术迅速散播的动力是当时欧洲城邦经济的发展，贸易往来的繁荣，促成了人们对掌握商业技能与规则的旺盛需求，因而各种与商业有关的手册以及与利润计算相关的教科书颇有市场，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底层阶级的识字教育需求，推动了面向底层的城市学校的发展（Dittmar，2011）。学校教育的扩展，反过来又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印刷产业的扩张，从而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放大效应。

城市识字率的大幅提高，也为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文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土壤，尤其是为16世纪新教改革运动的滥觞与勃兴创造了条件。新教徒通过阅读《圣经》以直面上帝的精神诉求以及对自然之书的探索热望，尤其是新教国家教堂与世俗王权对识字教育和学校的重视，反过来为书本以及印刷技术创造了更旺盛的需求。莫舍（James S. Mosher）在分析16-18世纪之间欧洲不同宗教背景国家间识字率的差异之后指出，新教主义在欧洲识字教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认为，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关系的判断即使成立，也并不意味着二者有直接的因果关联，更多是因为识字教育在两者间建立起了一种关联机制（Mosher，2016）。对于这一关联机制，我们不妨做进一步引申：识字教育的开展得益于书册的流行，印刷术是构成这一关联的重要技术条件。换言之，它之于教育变革的作用并不在其自身，而是因为它的属性、功用与价值契合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乃至政治变革需求，社会发展与变革反过来又强化了它的技术功用与效用。

在印刷革命之后，欧洲又经过了长达百年乃至数百年的发展，纸媒的品种类型日渐丰富，到17世纪有了如今依旧还在存续的新闻报纸，18世纪初则出现了杂志。纸媒的大量流行，改变了人们保存、更新、传播、拥有与获取知识的方式（Dewar & Ang，2007，pp. 365−377），尤其是让人们摆脱了教育过程中现场聆听的局限性，拓展了学生离场的自我阅读空间。但是，这或许并不意味着教育场域以及教学过程中权力格局的调整。正如李（Laurie Thomas Lee）所指出的，虽然借助印刷技术的不断改进与提升，出版业开始全面兴起，并带动了社会和学校中各种图书馆藏资源的规模扩张，但以图书为信息载体的印刷革命，似乎并没有为学校教育教学带来实质性的变革，反倒是学校教育的全面扩展与普及大大支撑了印刷业的发展。“二战之后，教育扩张为教科书的生产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以致在今天教科书的销量超过总图书销量的三分之一。”（Lee，2008，pp. 158−160）教科书以其书写和发行的内外控制与选择性，让外部社会不同利益与价值群体得以介入由学科精英所主导的权力中，进而塑造了日常教育情境中教师的知识与价值权威。各种纸媒负载信息的多样性与庞杂性，以及书籍所具有的可为个体占有与方便携带的属性，给予了学生自我理解和诠释的机会，也拓展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物理空间，但基于学业考核与评价而构建的教育的内部筛选与分流机制，以及通过学历文凭与证书而确立的外部社会资格认可机制，则以极为隐匿与微妙的规训和强制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印刷技术可能引发的信息泛滥、混乱和无序，从而维持了教育系统内部的价值定位、知识选择、教学过程的组织以及师生关系的差序结构。

概言之，我们固然不能否认信息技术在社会与教育变革中的潜在积极影响，譬如印刷术在颠覆宗教神学控制、唤醒人类主体意识、推进科学崛起与社会进步中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但也不能漠视它同样存在的另一面影响。在人类整个历史演进过程中，它可能是革命性的，以阅读革命推动人们走出愚昧，告别无知；但也可能是守旧甚至反人类的，以谬种流传服务于所谓守旧的传统乃至于军国主义与激进的民族主义，如二战时期的纳粹宣传和战争动员。印刷技术之于社会与教育影响的这种两面性，也意味着它并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它的影响的发挥取决于为谁控制与利用以及如何利用，因而存在一种其自身无法调和的张力：既可能催发人们的无限创造力，也可能酝酿带有破坏性的冲动力，可能是应许崇高诉求的神灯，但也可能是打开恶的潘多拉盒子。技术之于学校教育教学影响的这种多面性，在由广播、电视、互联网以及移动通信技术等主导的当下信息时代，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因而构成了众多的悖论。

2作为福音的信息技术的众多面相

信息技术革命与教育教学 变革：反思与展望

对于信息技术之于教育教学变革的影响及其前景，有越来越多的人持乐观评价，来自教育产业界以及教育技术领域的拥趸者众，他们也是教育领域信息技术应用的主要推手。早在互联网与移动通信尚不非常发达的1994年，由美国众多知名院校共同组建的新媒体联盟（NMC）就对技术改变教育与学习的前景颇为看好，该联盟于2002年开始每年发表《地平线报告》（Horizon Reports）（NMC于2017年解体后，报告撰写由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接手），在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地平线报告》尽管也关注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现实状态，但它更青睐于立足技术本身的进展，预测它在5年以及更远的未来有可能对教与学带来的变革。不过这种主要来自教育技术专家们的预测，从来就不那么准确。正如EDUCAUSE在2020年度报告的前言中所言，回顾16年来的预测结果，其准确性充其量处于中等水平。虽然结果不理想，但EDUCAUSE还乐此不疲的原因在于：它深信，预测是人类的本能，并且这种预测会有助于为决策者、教学者与学习者提供信息，并促使他们深入思考选择教育技术的理由（Brown，McCormack，Reeves，Brook，Grajek，Alexander，Bali，Bulger，Dark，& Engelbert，2020）。

其实，技术介入教育从来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不在乎人们主观上是否要做出选择，因为在客观上人们从来就无法抗拒。EDUCAUSE以及众多技术推崇者之所以持乐观评价，其真实意图并不仅仅是提供信息，而是从技术推进角度期待获得政策层面的支持，以加快技术介入教育的进程。与印刷术一样，如上所述，技术并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它的价值属性取决于为谁控制与如何利用，故而让政府、学校以及师生各方理解技术的特性及其众多有待开发的潜能，并认可它与教育教学目标乃至教育终极价值之间的关联，是多年以来与教育技术相关的教育、科技以及产业界不遗余力宣传和游说的目标。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一向具有实用与效率偏好的信息技术，终于在其自带的工具理性与教育的价值理性之间找到了结合点，这就是建构主义教育思潮。

教育领域中的建构主义有众多流派，从皮亚杰主客互动、维果茨基的人际互动等心理学领域的建构主义，到基于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的反实在论立场否定教育知识确定性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建构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反本质主义与反基础主义的极端建构主义，各个派系的观点纷呈，其内容之繁杂难以尽数。不过，就总体而言，无论何种建构主义，它们在教育领域的有关基本主张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把以教师与教材为权威、以教室为中心的传统教学作为共同的靶子，并以之作为批判性参照建构了一种以学习者及其个性化学习为中心的新理念。对于这种建构主义教育理念，福克斯（Richard Fox）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点：“学习是一个积极的过程；知识是被建构而不是固有或消极吸纳的；知识是创建而不是发现；所有知识都是个人的且独一无二的，否则就是社会建构的；学习在本质上是一个理解世界的过程；有效的学习要求学习者去解决有意义、开放性与有挑战性的问题。”（Fox，2001）简言之，依据建构主义教育观的理解，在所有教与学活动中，学习者是唯一的主角，至于其他参与者如教师，相对温和的立场是将其理解为设计者与引导者，激进的立场则将其理解为舞台上的配角，教材及其他要素只不过是舞台的布景与道具，只发挥配合与辅助作用。

在此，我们对建构主义的观点与立场姑且不做评价，值得我们去回味的是，正是在传统教育教学情境与建构主义所倡导的这种个性化学习间的张力中，教育技术推崇者欣喜地寻获到一种以技术达成价值变现的可行性。在他们看来，网络技术能够赋予图文、声音、影像信息以高流动性、可广泛传播与可即时便利获得等特征，它消解了教与学活动对教师、书本以及物理空间的依赖，破除了人与人之间互动与沟通的障碍；信息的可复制与可共享，全面丰富和拓展了学习资源，有助于推动教育机会的公平；数据存储、云计算与算法能力提升，使得教育教学过程中人的表现状态与活动轨迹都能够汇合为巨大的数据流，借用大数据分析教育可以观照和服务于每一个体；等等。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学校管理者而言，这可谓一个极为理想、生动而美好的愿景。

正是出于对这一愿景的向往，在计算机、大数据、万物互联与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的氛围中，不仅产业界从中嗅到了技术介入教育的巨大商机，有关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以及教育机构也都对之抱以高度的热情并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结果是系统不断更新换代，智慧校园、智慧教室、翻转课堂、线上教学、移动学习和虚拟仿真，各种技术导向的教育与教学改革项目层出不穷。然而，这种巨大投入的效果，似乎又并不非常合乎人们的预期。MOOCs等在线课程的兴起，曾一度让教育界感到危机四伏，大数据热潮也曾让人激动不已，但如今都多少归于平静。2015年，OECD发表了题为《学生、计算机和学习：创建关联》的报告，尝试对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教育技术的实际效果做一次全面评估。报告总体结论虽然较为正面，但也对网络技术所带来的信息过载、剽窃、欺诈、网络霸凌、侵犯隐私等风险表示担忧。报告发现，校园中学生使用计算机的结果好坏参半，过多使用计算机的学生成绩更差；在教育技术设施大幅增加和有大量投入的国家，学生在阅读、数学以及科学方面的成绩并没有明显提高；人们期待的技术促进师生更为密集的有意义互动并没有发生，技术反而多少分散了人们“高价值” （high value）的参与。对于这种巨大投入与不尽如人意的结果之间的落差，报告认为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教师与学生对技术的掌握与运用不足、政策设计与实施策略的不当等，但同时也指出，尽管技术是拓展知识来源和建构师生互动的平台，有益于教学，但再好的技术依旧无法替代贫乏的教师教学（OECD，2015）。

2020年，一场猝不及防的全球疫情，把长期以来一直不温不火的教育技术突然推到了前台，在线教学的大面积开展，再次把关于技术效用的探讨升温为热点话题。就目前而言，各种调查的结论不一，人们也难以获得基本共识。事实上，因为情势的迫不得已与情境的非常态性，所有的评价都难免带有主观性，任何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证据都不足以作为判断其效果好坏的依据。但是，毋庸置疑，此次事件对人们关于教育技术的理解与使用的观念以及行为习惯带来的影响将极为深远，它会进一步促使我们去反思技术与教育教学间关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