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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丨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汉斯·德·维特:在线教学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

发布时间: 2021-6-22 16:40 浏览次数: 2382


汉斯·德·维特(Hans de Wit)教授是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领域享有卓越的学术声誉,长期关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层面的国家和机构政策、国际化策略及其差异比较。2021年,德·维特主任参与编撰的两本高等教育国际化手册将陆续出版,分别是《展望未来十年:高等教育的挑战》(The Next Decade: the Challenges to Higher Education)和《国际高等教育手册》(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影响世界各国民众的生产生活,在线教学的广泛推行为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创造了更多的可能,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为进一步把握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本刊对德·维特主任进行了专访。

一、在线教学加速教与学的国际化

《世界教育信息》:德·维特主任您好!很高兴能有机会采访您。考虑到当前的形势,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危机,您认为当前的在线学习会对高等教育国际化产生怎样的影响?您对未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又有怎样的预测?

汉斯·德·维特:我将其视为一个加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改变的过程,因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早已发生了改变。国际化涉及国外(或称流动性)和国内(或称“在地国际化”)两个维度。就国外而言,不论是从市场还是跨国教育活动发展的角度来看,如特许经营的分校(franchising branch campuses),国际化都在发生着迅速的改变。就国内而言,课程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联合双学位项目(joint and double degree programs)、跨文化素养(intercultural competence)等议题早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在线学习兼具国内与国外的双重属性,因而可以说,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国内国外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目前我们尚未预见到的唯一复杂因素就是经济方面的影响,其他因素如地缘政治的紧张早已显露,市场份额的变化也正发生,而虚拟交易、在线协作学习以及国际关系对国内的重要性都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唯独经济危机是我们不曾预料到的,而这正是我们在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对高等教育和国际化的影响时需要额外考虑的因素。如果由于学费高昂等原因,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无法再去高收入国家学习,那么他们将不得不转向其他选择,或是因本国公立机构更便宜而就读于国内大学,或是不得不选择价格同样较为低廉的邻近国家留学,又或是选择位于本国的分校和特许机构就读。因此,仍然无法获知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但可以预见的是,它将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际教育高收入国家造成更大的影响,同时使前往中国、印度、土耳其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留学的国际学生从中受益,而跨国机构的重要性也会受到一定的冲击。这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化中的流动性可能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也可能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因为私立高等教育的学费高昂,疫情带来的经济困境很可能使许多中产阶级的学生无法接受高等教育,进而对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产生影响。这一切正在发生,而公立高等教育也将因此而承受额外的压力,因为我们早已从大众化进程中观察到,公立高等教育并不具备这样的吸收能力。如果公立高等教育不得不接收更多的学生,但又没有从政府获得更多的资金,那么高等教育的质量将因此而下降。但是,这仅仅是对于高等教育整体而言的一种预测,就国际化来说,我认为它对流动性的影响更大。

此外,目前可以看到,疫情使得大学纷纷采取在线教学。面对这一全新的形势,有人说“这或许就是教育未来的模样”,但是我却对此持有怀疑态度。我们早已看到,大学、教师和学生都对在线教学所带来的压力感到不安,因为基础设施的质量不尽如人意,教师并没有做好在线教学的准备,而学生也缺乏在线学习的能力和兴趣。因此,我认为高等教育将向在线教学转变的观点有夸大之嫌。

一方面,在线教学更多的是在研究生教育层面得到增长。我认为硕士项目,尤其是专业硕士项目,将可能更多地采用在线教学方式,因为成本仍然是采取这一策略的主要考量因素。另一方面,现阶段的在线教学还可能对那些热衷于在线教学的教授们产生影响,他们也许将更多地使用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hybrid and blended models of online delivery),从而将世界各地的师生都聚集在同一个课堂之内。尽管这些在线学习并非学位项目,但它们通过在线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课堂内的国际化整合。对于本科教育而言,学生们仍然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属于他们的社区,在那里他们不仅是去学习的,而且是去生活的,他们希望能够拥有在教室外、校园中,以及校园外的学生生活,而这一切都不会因此发生改变。这是个人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本科教育的应有之意。

因此,我并不将这一切视为一种在线教育骤增的趋势,如果有,那它也更多的是在研究生教育以及所谓的协作式在线国际学习(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 COIL)层面的增长。这要求当前的国际化应当更加注重课程的国际化、混合学习模式以及跨文化素养等议题,并且必须促使教师们为此做好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正在加速的过程。同时,借助于科技,更多的国际化维度将被整合进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之中,而国际化的实体流动(physical mobility)也将在很大程度上被虚拟流动(virtual mobility)所取代。

二、在线教学促进师生跨文化交流

《世界教育信息》:在过去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突出表现在人员的实体流动方面,然而,它也一直因在文化领域的成效寥寥而饱受批评。那么,您对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有何评论?

汉斯·德·维特:如今,在海外留学的国际学生人数已经超过500万,这一数字是10年前的两倍,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人们预测这一数字未来将增长至800万到1000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留学生们拥有更多的跨文化经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孤立的,尤其是来自中国、印度等留学生输出大国的学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太多了,以至于无法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而社会也并不对他们给予援手或欢迎,只是使他们保持一种孤立的状态。因此,我们发现,不论是自我封闭的国际学生还是本地学生,双方都没有获得真正的国际跨文化交流经验。我们仍然需要为此付出努力,而这正是课程国际化以及利用好在线学习机会显得尤为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已经从COIL的经验中发现,如果我们将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聚集在线上学习,那么这将产生比他们实际来到这一国家更加重要的影响,因为在实地,他们仍然保持着孤立,而在线上,他们不得不进行合作,进而更好地了解彼此。回过头来说,在线学习对于国际化而言的确是一次机会,因为在文化领域,我们过去只关注学生的流动,但却忽视了如何有效地利用这种流动来创造更多跨文化交流的体验。

然而,要想将不同的文化融入社会并非易事,它需要时间。而对高等教育来说则更为困难,因为本科阶段的学习至多四年,研究生阶段则更为短暂,所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这就是教师的角色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他们必须在课堂中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将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聚集在一个线上的教学环境中,学生并不会自发地进行交流和融合,除非他们必须完成合作作业等任务。因此,我认为在线教学可能是促进跨文化交际的一次机会。

但是,这也同样面临着困难,因为现有的激励机制太少。而如果我们让两三名教师一起在线上进行合作教学,情况将有所不同。例如,我们请中澳两国高校的教师一起为两所高校的学生进行线上教学,两位教师便需要在教学上进行合作,这本身已经包含了一种跨文化的维度;而与此同时,两国教师的在场也能够帮助双方学生更好地融入学习小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名教师进行在线教学的合作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因为他们更能意识到使学生参与讨论的重要性。而与之相反,如果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教师为北京和阿姆斯特丹的学生进行线上讲授,那这仍然是一种单向的交流,并且也难以促成跨文化的交际,因为教师本人不得不观察屏幕上诸多的窗口,以时刻评估学生的专注度与参与度,因此这是一件十分复杂繁琐的事。但如果在授课的同时,还有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教授和一位来自北京的教授在场,那么他们便能为授课教师在跨文化交流的层面提供更多的保障。

三、在线教学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化新模式

《世界教育信息》:目前,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数量繁多、成果丰硕,您认为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所缺少的关键认知是什么?

汉斯·德·维特:我认为我们仍然过多地关注了国际化的流动性方面,这也是为何我们之前的讨论大都集中在课程的国际化以及教与学等话题的原因。这方面大量的研究由美国的少部分学者完成,这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更多中国的研究、拉丁美洲的研究以及非洲的研究。我认为我们在研究中依然太过强调国外的情况,对本国的国际化却关注不够,因此我们还需要更加新颖的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冠肺炎疫情迫使我们对跨文化融合的全新模型进行更多的研究,并且将在线教学作为一种使更多人参与到国际化中的可能性来加以利用。不仅如此,考虑到实体流动所涉及的大量行程,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化对气候也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采用更加创新的方式来思考,如何才能以一种对我们所生活的星球无害的方式实现国际化,同时避免只关注小部分群体。未来有关国际化研究的基础议题将是创新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研究,它不仅能产生更广泛的效益,同时也能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环境来使更多的师生参与到国际化的进程之中,从而有助于我们解决当前阶段所面临的世界难题,而这就是所谓的“为了社会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for society)。

《世界教育信息》:您方才提到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尤其是国际学生流动对气候带来的影响,您是否认为这是未来国际化的一个主要关注点?

汉斯·德·维特:是的,尽管我不清楚这一问题是否已经成为一个主要考虑对象,但我认为它应当受到如此的关注。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一方面宣称国际化需要支持全球性的变革,并帮助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却在以一种相反的方式提倡国际化,那么我们无疑是伪善的。我们从欧洲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Program)等交换项目的已有数据中得知,这些交换项目因其产生的实体流动而对气候变化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在宣传的过程中应当更加强调“气候中性”(climate neutral)以及“碳中和”(carbon neutral)的理念。与乘坐飞机从阿姆斯特丹前往巴黎不同,我们更希望鼓励学生乘坐火车或采取其他更为环保的方式出行。这么做并非一桩易事,但我们仍然可以尝试多注意国际流动的负面影响,努力开发其他替代方式,如线上学习等。

不仅如此,线上模式也同样适用于科学研究与专业发展。将线下会议搬到线上不仅能够提高会议筹办的效率,而且能够极大程度地扩大会议的覆盖面。因此,我认为一些组织需要考虑将其传统会议模式改为线上线下的混合模式,如此一来,他们将不再举办大型会议,取而代之的是线上会议,抑或地区层面更小规模的会议,而这些会议举办的频率也可从每年一次变为每三年一次。与此同时,主办方也可以开始对参与会议收取一定的费用,因为有高质量保障的网络研讨会或在线会议使人们愿意为此掏腰包。因此,看到线上学习模式是如何影响国际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领域也同样是一件有趣的事,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全世界有至少5万人从事高等教育国际化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行政管理者、教授等身份参与其中的,因此他们同样需要思考,如何才能改变传统的沟通方式,以及如何才能改变自身职业发展的基础,这是必须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学习的另一项重要经验。

四、质量提升是改变高等教育国际化局面的前提条件

《世界教育信息》:如果我们将全球的高等教育视为一个领域,其中就存在着众多的关键角色,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大学可能发挥着主导作用,但中国、新加坡、日本等新兴国家也在努力争取着更具优势的地位。鉴于此,您认为在未来的510年中,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有结构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吗?

汉斯·德·维特: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但同时也很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几大英语国家牢牢掌握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导权,其中也包括德国、法国以及荷兰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仍然占据主体。这种主导以历史发展为基础,确切地说是以语言为基础的。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人们交流使用的第二大语言,而要想改变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并非易事,更何况他们的主导地位还体现为拥有全世界主要的教材、书籍以及学术期刊的出版商,并且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大都在国际大学排行榜上位居前列。因此,要想打破这一现状实属不易。虽然近年来,中国、新加坡等国的大学在国际大学排行榜上的名次不断攀升,但这仍然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

尽管如此,当前的形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上述过程,但前提是各国能够成功地控制疫情并使经济得到恢复。从当前来看,中国应该已经比其他国家更好地从疫情中恢复过来,但还需要看到,如果不能做到对其他可以借鉴的人或思想更好地开放,那么要想改变当前国际化的局势将会变得十分困难。如果新兴国家不仅能够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能够使社会变得更为开放,那么我认为这将极大程度地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而促成国际化形势的转变。但如果这一切没能实现,那么我对它所产生的影响持有怀疑态度。要想在当前情境下对未来做出预测并不是一件易事,但是我认为有几个要素是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局面发生转变所不可或缺的,即更开放的社会、更大的学术自由与高等教育自主权,以及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投资。

但是,照搬这些并不是一个好方法,我们必须发展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而非仅仅重复之前已有的路径。当前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我们必须以排名为标准,我们必须增加国际学生、国际职工的数量,我们必须与国际同行合作,发表更多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过去所采用的唯一策略,但这也恰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错误方式。我们必须提升自己的核心质量,只有这么做了,才有可能增加国际学生、国际职工和国际发表的数量。我们不能盲目地将这些指标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驱动力,而不首先扪心自问,我们的教育质量是否足够优秀,我们的学生和教师是否具备足够的英语水平,我们是否对跨文化交流足够开放,我们是否拥有促使这些转变发生的学术水平,等等。我们必须将所有这些挑战都当作质量问题加以攻克,惟其如此,改变才有可能发生,而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采访整理:刘进,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研究员;高媛,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研究员;吴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本科生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21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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